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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军费不够了，朝廷想再次征饷。
当时廷议上的数目报出来还不算多。
宣府，大同，山西，蓟州等各地需征饷两百万两，
辽东一地需征饷三百万两，皮岛东江镇需二十万两。
全国加起来征饷五百多万吧。
听起来好像很多，实际上没多少。
咱们打个比方，崇祯四年（1631）朝廷就派银667万两，比这次还多。
当时是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0.012两），派银667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外，实征522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740.8298万两。
崇祯四年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是667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0.012两的银子，增收1.2%。按当时的物价折算，也就是相当于每亩需要多缴3斤米。
崇祯四年后，尽管明庭已到最后的疯狂，但三饷全算，分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三分银子（0.03两银子）。
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算，最多也就能买五六斤米。虽然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但按理说，一亩地多收五、六斤米的税，并不会让老百姓感觉难以活下去。问题是，在当时，他就是可以让老百姓难以活下去的，原因就是执行政策的人。
一亩地，本来只需要纳0.012两银子，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纳银十两呢？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因为，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并没有按朝廷的政策办事。
有钱有势的人，都能想办法逃避这种税收，最后相关的税收，就都落在了底层百姓身上。更主要的是，还有既得利益者借机大发国难财。
最后的结果就是，朝廷开始仅向一亩地多收0.009两银子（9厘银子），后来涨成0.012两银子（一分二厘），最多时也不过0.03两银子。
但是，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就有可能翻十倍（成为0.12两银子），甚至百倍（成为1.2两银子），更有甚者，是翻几百倍（成为好几两银子）。
在这种背景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怪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也就是说，买一亩田的价值才七八两银子，而种一亩田却要缴纳税银十两。慢慢地，种田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田地荒芜，流民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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