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陆权国家，考虑自身的安危，多是从塞防开始，而非海防。受这种传统思维的影响，在天启三年下半年，朝廷虽然同时进行着三场战争，但明国的士大夫们几乎清一色的将注意力投放到关外，与金国的较量当中。对于另外两场：西南平叛以及澎湖海战都被高傲与短视的士大夫们视作一种平叛或者剿匪。关于西南用兵，改土归流的迫切性，朝廷的士大夫们或还有一部分有识之士，但是对于沈有容跟荷兰人开战，则多抱着一种剿匪的心态。明国海禁的时间太久，以致于对世界潮流的变动一无所知。
这种情况令皇帝忧心忡忡，越发赶到开海的迫切性。自打皇帝决心重置市舶司以后，那些被断了财路的官僚们，便开始拉帮结派，纷纷祭出“祖制大法”，要求皇帝不可更改《皇明祖训》中订下的“海禁”的祖制。应该继续让市舶司处于瘫痪状态，如此才方便他们上下其手，捞取好处。
皇帝则一口咬定完全没有那回事，并且振振有辞的拿出永乐朝，三宝太监七下西洋的典故昭告天下，“国朝若真有祖制，那也是开海通商之祖制，绝无闭塞交通之道理。”
官僚们见无法在皇帝这里取得突破，便调转火力，疯狂的攻讦熊文灿，只要把熊文灿搞臭，市舶司的业务也就黄了，那么他们仍旧可以一如既往的在明朝海关上动手脚，中饱私囊。是以熊文灿非但要忍受着朝堂之上层出不穷的弹劾，在地方上也被官僚们处处掣肘。再加上熊文灿的能力跟资历显然比不了徐光启、袁可立等人，于是乎他在福建主持改革市舶司的事情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若非有郑芝龙率领一支舰队坚定的站在他这一侧，他熊文灿早被闽浙两地的地方官僚给架空了。
但是现如今澎湖开战，郑芝龙的舰队被沈有容临时抽调了去，他熊文灿便再无半点儿能耐。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朝廷那便空降了一个闽浙总督，熊文灿还听说过这个人，此人名唤王在晋，与他而言乃是个官场前辈。王在晋在辽事中，深得皇帝信任，为了他还特意开设了一个‘辽务司’衙门，全权负责对辽地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原本明朝官僚体制内的腐败问题已经病入膏肓，若是走正常程序，朝廷调拨给辽地军队的粮草兵饷，可能会被贪墨个四五成，然后再被各军将领贪墨个两三成，到了兵卒们手中，就所剩无几了。较之官僚们在粮草兵饷上动手脚，最可怕的还是他们在武器铠甲火炮上可口银钱，以次充好，致使前方军队用劣质的武器火炮跟八旗兵开战。
在原来的历史中，明朝内部的腐败问题给八旗兵的助攻事实上要比八旗兵在战场上攻城略地所带来的危害性还要大得多。
好在皇帝一面设立了辽务司统筹全力辽后勤保障，一面又令孙元化主持兵仗局及武库司，极大的遏制了军队遭受到的腐败之苦。若非皇帝精于算计，现如今明国内部的情况只能更糟糕！
所以对于王在晋的成绩，朝廷上下也是看在眼里，况且王在晋此人有个好处，就是“不党”。他似乎是个异类，几乎没有参与过党争，也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是以像王在晋这种兼具深受皇帝信任、能力突出、底子清白三大特征的官员，在今时今日的明王朝，倍受瞩目。
王在晋赶赴福州城上任之时，闽浙两地的主要官员都来庆贺。王在晋也不含糊，直接大摆宴席。这种局面在明初是极为罕见的，若是被锦衣卫上报天听，是要杀头的，非但要杀主人的头，就连参与宴会的客人的头也要砍下来，以儆效尤。但时移世易，明王朝的民风士气早已不复淳朴。
反倒是官员上任不大摆宴席，会惹来耻笑，非但会遭受同僚的耻笑，还会被亲友及老百姓们鄙夷为穷酸、吝啬。
闽浙总督非但辖区广大，而且地处要害，而且治下皆富饶州县，权柄之大，职务肥瘦，皆天下州府之执牛耳者。因此想要巴结王在晋的人不知凡几。更何况闽浙两地多商帮，这些商贾商要最善于左右逢源，他们老早便从京城打探到王在晋的喜好*性格，一个个摩拳擦掌，都准备了厚礼，想要跟王在晋促膝长谈，推心置腹嘞。
但是接风宴的第二日，王在晋只见了三个人，并且是一同召见：福建巡抚南居益、市舶使熊文灿以及辽东水师第二镇提督将军沈有容。
王在晋不苟言笑，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本督此次南下，身兼两个职责，其一在兵，便是配合沈将军收复澎湖一事，其二在民，此事尚需江浙巡抚配合，暂且按下不表。”顿了顿，王在晋对沈有容说道：“将军从海上来，比本督早到了近一个月，想来已经对夷情有所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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